治，许多人家还能过得下去，不愿意随朝廷到处施工，自己有粮食的更好，没有储粮的，只好用钱买。特别是城镇化规模扩大，城市里的居民更要靠买粮度曰。

　　这个问题看似很难办，但郑朗想到一个笨办法，不论是什么人来购买，一人限量两升，于各县衙前发放，一天买多少次不要紧，但不得强行插队。违反者轻重五十笞，重则一百杖，隔壁就是县衙，当场笞打。

　　怎么办呢，若说按户分配，或者按照户等分配，能公平分配下去吗？

　　这个笨办法就解决了，朝廷是平价粮，排队的人多，有的人从早上排到下午，才能买一回。就是商人眼馋这个差价，能雇人么，能雇得起么，运气好一天能买一斗，不好仅能买回来两升四升，差价远不够付工资的。

　　因此对平抑粮价起了积极作用。

　　这是很重要的，其实若大的国家，不但国仓，粮商与大地主手中多少有许多备粮，就说各地酒务，那一个酒务里没有大批粮食。除非旱上三年五年，不然就是熙宁旱灾，即便江东圩不象现在，两荆与两广未开发，农田水利实施没有几年，若是将所有人的粮食积攒起来，差口不会很多。主要是商人越灾越囤，于是粮价越抬越高。

　　史上王安石做得不错的，熙宁七年时京城米价一斗仅一百五十文，想一想仁宗时，江南米价都涨到过一石六千文，这个价格算什么？这就是常平仓与发运司的功劳。

　　就是这个价格，朝廷还从各地调米过来，平价一百米供应京城百姓食用，最后又降十文。如此的大旱，做到这一步何其不易，可惜司马光、文彦博、郑侠与韩琦看不到。

　　不过这是京城，国家重心，其他各地仍然很惨，河北许多地区涨到三百多文，四百多文，河东涨到四百多文，五百文甚至六百七百文一贯，陕西多少已不可想像了。这才导致流民遍野，没有办法，国家财力就那么大，谁想到会发生这样突如其来的大灾。仍在王安石组织下，比明道时好得多。很是不易。

　　未来粮食价格会涨到多少，郑朗不知道，但元旦时，京城米价只有七十文，麦价四十文，粟价二十文。无奈，麦粟便宜，准备得最多。河北平均仅有九十文，五十文，二十文，加了一个运费，粟乃当地所产，价格未变。河东是一百文，五十文，二十文。如此大的大灾，居然还没有皇祐时粮价贵。因此民不怨，流民也很少。

　　还有贫困的农民，他们丰年时仅能保持温饱，这样的大旱，明年夏收肯定没有了，不得不听从朝廷指挥，出来做工代赈。然而朝廷做得也很人道，搭设工棚，发放物资，送一些烤火的木炭煤炭。甚至有少数人家有大牲畜的，集中起来，打上记号，派人看管，若牲畜出了问题，以后按价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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