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妄！”

　　“希望我们能够成为朋友！”王家新真诚道。

　　陈大龙笑起来，露出满口洁白而整齐的牙齿，他的笑容很有亲和力，让人轻易就能够产生好感：“应该可以，你是余丹丹的哥哥，她是我的朋友！”

　　王家新笑得更开心，他心里也有种同样的感觉，陈大龙这个人很有一套，跟自己很对路子！

　　人们常用“官场布衣”来形容一些身在官场却家境平常没有任何背景的一些官员，古代的寒门学子由民间进庙堂成为国家重器的多不胜数，比如宋申锡(唐文宗宰相)、周忱(明宣宗巡抚)、海瑞、刘宗周(明崇祯京尹)、张鹏翮(清康熙重臣)、林则徐等。

　　现代官场此类官员亦是大有人在，比如胡长清在悔过书里写，“我出身于穷山沟，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孟庆平说，“我是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出身的孩子。”安徽的张绍仓在他的“悔过书”中写道，“我是农民的儿子，组织上为了培养我，送我上大学……”(《检察日报》07、5、29)。

　　“农民的儿子”能否公平地脱颖而出？历来是衡量一个社会进步还是落后、前进还是倒退、文明还是愚昧的重要标尺。从隋唐以来的科举制之所以于封建社会的发展居功至伟，至今仍被不少人津津乐道，甚至被国外所采用，原因就在于它使大量的寒门学子由此从民间走进了庙堂，成为国之栋梁。

　　或许有人会说，像胡长清们这样出身寒门的高官，当初均是“公平公正”的受益者，然而，待官做大后怎么没有成为范仲淹、海瑞、郑燮那样的清官，反而成了糟蹋百姓、危害一方的“国妖”呢？寒门子弟出摊官并不为奇，豪门子弟也照样会出摊官的。会不会成为摊官？取决于土壤、气候，并不在乎出身，暴露不暴露，也是决定于偶然的运气，并非必然。

　　对于一个怀大志的寒门子弟来说，一边想要诚心诚意为老百姓谋福祉，一边却又要保证自己官运亨通免受小人刁难原本就是一个极难掌控尺度平衡的事情，智者往往为自己的行为规则定下了几条底线，以确保青山常在绿水长流。

　　头一条便是，为官者，应为民请命。多为人民谋福祉的官员才能得到人民真正的拥戴；第二条，为官发财,应当两道；第三条，要想成为官场不倒翁，身怀利器很重要。一个官员要是出了任何差子上头连个帮忙说话的都没有，其结果可想而知。

　　陈大龙跟王家新之间走的近乎意味着什么，人人心知肚明，类似于王家新这种角色，官场不知道有多少人挤破了脑袋能跟他说上话攀上交情，偏偏很多人不得路数，这就叫机缘，强求不得。

　　当晚，陈大龙陪着余丹丹和王家新吃完晚饭后，悄悄的一个人揣上礼物去了一趟曹书记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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